著名语言学家邢福义教授主编的《文化语言学》（增订本）最近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，这是语言学界的一件振奋人心的事情，它标志着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。可以说，《文化语言学》是一部集中国文化语言学研究成果之大成的好书。我们认为它做到了三个“统一”：
一、宏观把握与微观解剖的统一
文化语言学是20世纪80年代新兴的一门边缘学科，它诞生以后，由于研究者的理论主张，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不同，形成了关系参照派、本体认同派和交际教学派，这几个派别在研究的宏观把握上各有特色，邢先生主编的《文化语言学》一书，牢牢把握语言与文化的相互关系，着力进行双向研究，正如邢先生在《序》中所言：“本书偏重于从相互关系上阐述文化语言学”，在《总论》部分，从理论上论述了语言与文化的对应关系，论述了语言对文化的影响、文化对语言的影响以及怎样通过语言来研究文化，怎样通过文化来研究语言等问题，可以说邢先生在《序》中所阐明的观点以及总论中的论述是全书的总纲。正是由于该书准确地把握了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方向，因而上编（语言——文化的符号）、中编（文化——语言的管轨）和下编（语言与文化——关系专题探讨）才会有深刻全面的阐述和令人信服的结论。
《文化语言学》一书善于通过具体的语言和文化材料总结出规律，增订本的下编，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，12个专题，从各个不同的侧面进行微观解剖，说明语言与文化“水乳交融”的关系，可以说是这部书不同于其他文化语言学著作的一大特色。还有中编第一章，论述文化对语法、语音、语用的影响等，也都是从微观角度进行剖析的，令人信服。
二、共时描写与历时追溯的统一
《文化语言学》一书特别注重共时与历时研究方法的并用，它有古有今，古今并重，以古证今，由今溯古，将共时的点与历时的链紧密地交织在一起，从而使全书材料翔实，内容丰富，论证充分，说理透彻。例如上编第二章“从语言看文化的发展轨迹”，运用的是历时的方法，在增订本《序》中，邢先生强调：“任何一种研究事业，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事业，都总是跟着社会的前进而前进，随着研究对象的发展而发展的”，邢先生的观点实质是一种动态发展观，是一种历时的观点，这种观点对参编人员的启发性很大，很多地方都体现出这种历时的动态的发展观。中编“文化对语言接触和融合的影响”，运用的是共时的方法。当然，更多的是两种方法综合在一起运用，例如中编第二章论述“文化对原始语言的影响”、“文化对儿童语言习得的影响”、“文化对语言的地域变异的影响”、“文化对语言的社会变异的影响”等问题就是如此。
尤其是总论部分，较之1990年版，增订本增补了第6节，这一节可以说是一部中国文化语言学简史，对1988年至1998年10年来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发展进行了详细的论述，这是其他同类著作所没有的，体现出编者占有材料的翔实，对问题的深刻见解和研究方法运用的纯熟。正如邢福义先生在《序》中所指出的，这一节“算是最重要的增补”。
三、兼容各家与自成体系的统一
如前所述，中国文化语言学大致有三个派别，《文化语言学》一书自称属于“关系参照派”。但从这本书的整体内容看，它一方面紧扣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入手研究问题，另一方面，它又在很多方面涉猎了本体认同派和交际教学派所强调的一些问题，特别是新增的下编的专题内容，如“汉语句法形式的趋简性和人文性”、“空间在世界认知中的地位”、“汉语词义引申中的文化心理”、“会意字体现的思维方式”等，可以说是本体认同法的尝试，而“努力培养双言双语人”等则是运用了交际教学派的研究方法。所以我们说本书是兼容各家的一部书。
与同类著作相比，本书体系严谨，持论公允。总论、上编、中编和下编，以及各编的章节紧扣宗旨，互为呼应，构成了总论与分论相结合，环环相扣、相辅相成的一个严密的体系，充分体现了编者的高深的理论水平和严谨的治学精神。
邢福义先生在增订本《序》中说：“当今汉语语言学，面临的主要问题是‘二求’，一求创建理论和方法，二求把事实弄清楚。”并且强调后者更为重要。我们认为邢先生的思想是非常正确的，《文化语言学》一书真正体现了邢先生的思想，这本书虽然不是中国文化语言学最早的一部书，却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一部书。
